2003年《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施行以来，明确了民办教育领域的许多问题，形成了基本规范，但也给我国民办教育实践留下了许多的困惑，民办学校发展遇到了新的困难。目前，中国民办教育正处于快速发展后的调整期，处在一个新的拐点上。当前，民办教育需要面对三种挑战。

　　第一，地位提升后的不适应。《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以来，民办教育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民办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与公办教育同样属于公益性社会事业。中国民办教育从此才真正开始走向法制化与规范化。这种地位提升与随之的规范化，实际上给许多民办学校及其举办者带来了不适应，给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同样也带来了不适应。民办教育的地位提升了，政府更加重视民办教育了，更加关注民办教育了，民办学校的各种行为纳入了政府管理部门的视野。政府的规范多了，民办学校的自由度小了。过去政府关注的是要不要发展民办教育的问题，现在关注的是如何发展民办教育的问题。进入“十一五”以来，民办教育的发展已经开始进入制度设计和制度规范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管理部门对民办教育的管理任务更重了，责任更大也更明确了，同样也存在不适应。一方面要面对新的规定、新的要求和承担新的责任，另一方面还要制定、修订新的规则，十分有限的管理队伍只能承担“消防员”的作用，前瞻性、发展性、建设性的管理难以摆上工作案头，这就难免出现一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视政策，甚至针对一些突出问题采取“下猛药”的做法。

　　第二，民办教育价值观认同上的困惑。目前，民办教育发展处于一个贯彻落实《民办教育促进法》背景下的制度建设与政策选择阶段。对于许多问题的争论不属于科学层面上的分歧，而是一个政策选择问题，就是价值观认同问题。从四年多的实践来看，至少社会有关方面包括有的政府部门和民办学校举办者都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目前，至少在民办教育的价值观认同上与《民办教育促进法》的精神还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与困惑，这就导致了政策选择的偏差和困惑。这种困惑集中表现在对于投资(不是“捐资”)办学的认同与民办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认同问题。一些民办学校举办者倾向于“我投资我担风险我所有”、“我的地盘我说了算”，不同程度地抵触外部干预；有的政府部门倾向于“公益事业不求经济回报”、“公办民办都是我的地盘得听我的”。就这样，两种反向的观念力量在实践中博弈，致使政府管理部门存在政策选择的困惑，民办学校存在政策理解的困惑。由于价值观认同上的偏差，导致结果是政府管理部门难以建立起对民办学校的充分信任，民办学校难以理性地接受来自政府管理部门的规范和约束。

　　第三，民办学校自身进入了一个转折期。一方面，目前许多民办学校已经进入二次、三次创业期，面临提高水平、提升质量、创建品牌甚至重新定位的问题。学校下一步往何处发展成为许多民办学校重新思考与抉择的重大问题，二次创业的艰难，给很多学校带来了疑惑，成为站在十字路口的选择。另一方面是，许多办学历史较长的民办学校相继进入法人更替，学校决策核心层更新的阶段。由于自然的原因，这些学校的创办者纷纷退出一线，交出决策权与管理权。学校交给谁来掌控？学校的资产如何处理？新的班子如何组建？学校创办者的贡献如何得以承认？学校原有的办学理念与理想谁能继承？等等问题的矛盾使得民办学校的法人治理结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在逐步完善的民办教育法律法规背景下，国家民办教育的制度与政策日益清晰，有一些民办学校的举办者选择了退出，而恰恰目前关于民办学校举办者的退出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也导致了一些学校出现了波折。这个转折困扰甚至击倒了一批民办学校，也使得一批学校站在了新的平台上。